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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跋涉—翻越克里雅探险日记 被阅览:3456
长途跋涉—翻越克里雅探险日记
作者:王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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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从2005年冬天进入昆仑山乌鲁克盆地考察亚洲一号火山以来,跨越火山,翻越克里雅山口,穿越羌塘进入藏北这一条长距离高海拔的极限探险线路深深地吸引着我,三年来我不论去哪里登山探险,脑子里始终向往着这条线路。2006年底,GORE-TEX?(戈尔特斯?)品牌将在辛普顿-特尔曼(Shipton-Tilman)探险基金奖的基础上,面向中国户外活动爱好者首次启动“戈尔特斯? 体验无止境梦想实现”活动,我们以这条线路为蓝本,制定了“重走唐蕃古道”探险方案,经过几轮的角逐,我们的探险也被选为优秀方案到北京参加决赛PK,最终由于线路高难度高风险等原因,我们的方案未能胜出,戈尔的10万元资助被骨骼文化考察的一个团队拿走。
    2007年5月我动员我的队友骑摩托车进入西藏考察了珠峰和新藏线,途中,我单骑进入羌塘,察看制定探险队翻过克里雅山口后与接应队的汇合点,不幸的是在翻过库地达坂后摔碎了我的右髌骨。2007年6月,我刚能下地走路就接到新疆电视台的电话,他们对我们这条探险线路非常感兴趣,因为这条线路正是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新疆进军西藏的线路,2007年是建军80周年,新疆电视台要联手新疆军区和我们登山探险协会搞一次“重走英雄路”大型电视活动。为此,我拄着拐杖到电视台开了几次会,从人员的全国海选,到物资的准备, 8月1日普鲁村的出发仪式,电视全程直播等等都制定了详细的方案,整个活动耗资巨大,仅预算就做了好几百万,显然在这个活动中政治宣传是主要的。后来因为8月在新藏线三十里营房地区有军事演习,新疆军区要求推后时间,后来这个大型电视活动也不了了之。
    2008年春节我的腿刚好点,为了掌握更多的险地资料,我带人徒步进入昆仑山桑株古道考察,这也是新疆连通西藏的一条古道,1951年进藏部队也曾经走过。
     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很懊悔,心想,探险本人就是一种休闲,就是一种体验,我之所以选择了这条线路,就是想用纯粹的探险方式来探索未知领域,脱离了纯粹性探险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之后,我静下心来准备这次探险。不申报,不发帖,不声张,悄悄地去安全地回来是我的宗旨。本地的探险队员在2007年底就定了:王铁男(队长)、马玉山(副队长)、杨戈(副队长)、吕骏(摄像师)、刘青骁、姜辉(女)、马庆(摄像助理)。出发前1个月北京的边兆朋、宓龙彪,山西的赵晓玲(女)也加入了探险队。
     一切准备就绪,临出发时一些事情还是让我放不下心来。我们协会的主管部门乌鲁木齐市体育总会打来电话,奥运期间让我们停止一切高危的探险活动,我们的向导依塔洪打来电话,说是于田县公安局出证明他才敢给我们租用毛驴。
    为了防备不测,出发前我们也制定了第二套方案,就是不租用毛驴,全凭我们自己的力量,从邦达错的拉竹龙徒步反方向翻越克里雅山口到达普鲁村,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方案,风险系数提高了不少,但决心一定,不论遇到什么阻挠,翻越克里雅山口的计划不变,因为我们为之付出了三年的心血。

出发
7月20日  阴天
    虽说为这次探险已准备了好几年,但直到出发的前一天还在忙碌地买这买那。下午8点,邢锐的丰田4500,海狼的切诺基,姜姐的哈佛车都准时地到达了台北商务酒店门口。这次活动的食品、公用装备、6个30升的汽油桶、捐赠普鲁小学的物品等等把三两车装的满满地,似乎我们的个人背包都没地方放了。
    出发的前夜,协会50多名会员在台北商务酒店为我们送行,会上协会原秘书长张耀东介绍了险地的历史背景和行动方案,山西队员赵晓玲(网名小侠)代表我们的唐蕃古道探险队讲话。送行会上会员们为普鲁村小学捐款2500元,探险队捐款2000元,这些款都用来给普鲁村的小学生购买学习文体用品,一位特邀出席的田大姐捐赠了18套运动服,博友梦里花落知多少捐款2008元,用于给普鲁村小学购买电视机、DVD机和卡通光碟。
    早上8点,儿子和妻子一起把我送到了红山体育馆门口,除扬戈晚走几天外,其余9名队员和外围接应队员邢锐都到齐了,和送行的样子董务江一起合影后,探险队出发了。
    望着挥手而别的妻子和儿子我心里有中说不出的难受,几十年的探险生涯让家里人没少为我担心,儿子从哈萨克斯坦回来为了和我能多呆几天,放弃了去慕士塔格登山,而我却匆匆离去。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平时我从来不在家里讲探险的事,家人可以说对险地和我的探险一无所知,男人的事情也只能让男人来承受吧。出发前我接到乔戈里公司打来的电话,我们慕士塔格峰登山队的一名北京女队员遇难。突如其来的坏消息,使我原本不轻松的心情沉重起来。
    中午路经库尔勒市,我的朋友李涛杰带我们去一家民族餐厅,我们大伙都敞开肚皮把晚上的饭一起吃了。
    今天宿营地是沙漠公路。离开库尔勒大家一路游玩晚上到了沙漠公路007号水泵房。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公路全程580公里,1995年建成时是用尼龙网和苇子编织的方格来防沙,几十年的风沙早就将防沙网吹的面目全非,2003年投资二亿多人民币引进以色列滴灌技术,在436公里的路边建造了108个水井房,在公路两侧种植了几十米的红柳和梭梭等沙漠植物。目前这些植物已牢牢地在沙漠中生根开花,抵御着年复一年的沙漠风暴。
    看守007号水泵房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也许是太寂寞的缘故,我们的下榻似乎给他俩带来了欢乐,乐呵呵地拿出不多的淡水让我们洗脸。这条沙漠公路的维护耗资巨大,所有水泵房都用柴油机抽水,每天一个泵房要消耗300公斤柴油。这对夫妇每月收入1200元,每隔10天管理公司给他们送一次淡水和食品。
    巨额的投入给塔克拉玛干沙漠带来了生机,在公路两边也出现了野兔、狐狸,据泵房的人说,他俩还看到了野骆驼。这也不奇怪,因为007号泵房离塔里木河不远,塔里木河流域远古就是野骆驼的家园。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有一种和大熊猫一样稀有的鸟类—白尾地鸭,外围队员邢锐是个鸟类爱好者,在他的感染下我也用傻瓜相机拍摄了几张。
    虽说是盛夏,可到了晚上白天的热浪被阵阵微风一扫而空,黎明躺在帐篷里不盖睡袋还感到有点冷。

---到达于田
    天刚亮我就把大家叫了起来,计划在下午赶到玉田县。在沙漠公路吃饭的时候,我接到了向导依塔洪打来的电话,他说:“10头毛驴和2只羊都准备好了”。他没有提及公安局证明的事,也许他认为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在中国,领导口头打个招呼可以,但要出个书面的手续就比较麻烦,因为哪个领导或部门都不愿意承担责任。为这次探险我在一个月前就给于田旅游局和王县长打了招呼。王县长是我的朋友,今年从策勒县调到于田县任常务副县长,为我们这次探险的事他已给阿羌乡(普鲁村属于阿羌管)的党委然书记打了招呼,出发前我也曾通过电话和然书记沟通了几次。放下依塔洪的电话,我急忙给然书记拨通了电话,然书记的一句话又让我担心起来,他说:“最好让县里面出一个书面东西”。
    在到达于田的路上我一直闷闷不乐,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反复考虑第二方案,反过来穿越的风险没有谁比我再清楚了,钱也花了,队伍也出发了,我们没有退路,再危险我们也要翻过克里雅山口。下午4点多我们到达了玉田县,住在了昆仑宾馆,我和马玉山放下行李顾不上洗脸,搭上三轮摩托向县委驶去。
    于田县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昆仑山北麓。南与西藏自治区改则县、日吐县相连,西与策勒县相邻,北与沙雅县接壤。于田县在历史上是和阗六城之一,以汉古国名命名,称作于阗,1959年简化为于田县。在明代于阗称克列牙,清代称克里雅。如今于田县在维吾尔语仍称克里雅。于田县的探险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享有探险之乡的美誉,在于田,南部有穿越巍巍昆仑古道驿站,历史悠久古代玉矿;北有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掩埋于黄沙之下众多的古城遗址。特别是90年代后兴起的沙漠探险,使得克里雅河下游的达里雅布依成为于田探险旅游的热点,而克里雅河上游的昆仑山一带由于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众多有价值的探险旅游资源还未被人们所认识。从2005年我徒步进入乌鲁克盆地探险后,昆仑山以它那博大的气势震撼和征服了我,连续几年在昆仑山腹地的考察,使我对深藏山中的宝藏—和田玉和穿越昆仑古道的向往愈加激烈。
    玉田县和两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建的县委大楼修建了漂亮的文化广场,“中国人民解放独立骑兵师先遣连进藏纪念碑”肃穆地耸立在广场中央。据于田县志记载:“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为了确定进藏线路,师参谋长,特级战斗英雄彭清云率9-15人3次进入昆仑山南麓侦察侦察进藏线路。1950年8月1日,独立骑兵师根据新疆军区指示,决定派一个连进入西藏侦察线路,给大部队建立根据地。先遣连连长李狄山率领135人从玉田县普鲁村出发进军西藏。在无向导无地图的的情况下,在荒无人烟的高原上行军45天,行程约400公里到达西藏改则地区,后来到达阿里。在进军西藏过程中有68人牺牲,其中包括连长李狄山”。为了纪念先遣连的英雄壮举,在2007年8月1日,正逢建军80周年之际,修建了这座纪念碑,这条沟通新疆和西藏的古道也由此被后人称作为英雄古道。
    在县委门口我们遇到了王县长和县委何书记,我虽然不曾与何书记谋面,但和书记对旅游摄影非常感兴趣,我们几年来在于田的探险他一直都很关注,我的名字他也早已耳熟。
    晚上,在何书记的指示下,王县长、曹书记(常务副书记)、阿不来提专员为我们设宴接风。各位领导的酒量非常大,队员们也很尽兴,大边(边兆鹏)拿出了精品大雪茄与县领导分享,盛情难却,我和队员们都开了戒,一席13人喝了14瓶(250ml)伊犁老窖,外加2瓶(500ml)于田特产—大芸酒。
    虽说是喝晕了,但阿羌的然书记问我要“县里的书面东西”一事一直是我的心病。借酒兴我把这事告诉了曹书记,曹书记不由分说拨通了然书记的电话:“王铁男来了还要什么证明,明天你或乡长陪他们去普鲁村”。
    酒也喝多了,心也放下来了。晚上总算睡了个好觉

 

----进入普鲁村
7月22日  阴天
     一大早普鲁村的党委书记和乡长就来到了我们住处,按计划切诺基和哈佛车去普鲁村送探险物资,丰田4500车载四名队员去和田,晚上所有队员在和田集中。
    昨晚曹书记的一番话的非常管用,乡党委书记请我们饱餐了一顿后,艾乡长亲自陪同我们去普鲁村。
    今年,塔克拉玛干沙漠难得下了几场小雨,贫瘠荒芜的昆仑山也换发出了生机,原本一年四季被浮尘笼罩的昆仑山浅山地带似乎也变得清爽起来,在去普鲁村的路上,随处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绿色植被。
    去年县政府重新铺垫了通往普鲁村的公路,虽说的是石子路面但越野车也能高速行使,从县城到普鲁村110公里,3个小时就能到达,而我们2005年初访普鲁时侧用了10多个小时。
    去普鲁村的沿途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无非是那狭窄纵深的克里雅河道。发源于昆仑山的克里雅河,是于田的母亲河,在历史上克里雅河水势浩大,曾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塔里木河汇合,而近几百年来随着冰川的逐年退缩,河水失去了往日威风,它静静地消失在沙漠腹地—达里雅布依。
    一路上,摄像师海浪不时地停下来拍摄。这次活动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拍摄一部纪录片,在记录这次史无前例的探险故事的同时向人们再现古道的沧桑和鲜为人知的美景。海浪是乌鲁木齐石化电视台的编辑,2005年冬天他也作为摄像师和我一起去昆仑山火山口探险,我俩第一个登上了海拔5114米的硫磺达坂,但不幸的是他没能抵御住零下40度严寒的袭击,他感冒了,最后没能到达火山口。这次海浪可以说是憋足了劲,不但在体能上做了充分地准备,在拍摄方面也下了一番功夫。在他的努力下,石化电视台给我们提供了价值2万美元的高清摄像机、40盘磁带、价值1万元的三脚架。为了解决供电问题我们购买了30W的太阳能电池板及蓄电池。还请了高山协作马庆协助海浪拍摄。
    向导依塔洪和阿曼知道我们要来,一早就在村口等候了。一晃3年过去了,老朋友再次相逢有种说不出的亲近感。普鲁村的面貌也发生很大变化,今年3月离普鲁村几十公里外的乌鲁克盆地发生了强烈地震后,家家都住上了政府修建的抗震安居房,虽说房子不大,但比起普鲁人世代居住的土坯房来说结实多了。在通往村委会的狭窄的街道上方拉起了几道抗震救灾和安定团结的横幅,我们三年前曾住过的村招待所已经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漂亮的村委会办公室和正在修建的村卫生院。
    几年前的昆仑山火山口探险,我们给普鲁村的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年我们制作的《激情纵横》纪录片普鲁村的所有人都看了,为此依塔洪也成了村里的名人,特别是去年他带领5个俄罗斯人到乌鲁克盆地以南的大雪山去漂流和田河,导致两人死亡,一人失踪的重大山难,历时22天中俄两国的大营救,依塔洪一夜间成了众多媒体的新闻人物,他的身价也大为提高,到昆仑山探险和探矿的人慕名而来,据他说:矿老板 请他当向导人每天300元,毛驴每天120元。
    比我们早到2个小时的艾乡长,把我们在普鲁村的拍摄,助学活动等活动都向村支部书记作了交代。还特意向依塔洪叮嘱了租用毛驴的费用问题,毛驴租用费用一天60元,向导一天100元,这个价格也就是我们三年前租用的价格,后来我们把价格提高到毛驴一天70元。我们租用10头毛驴,活动下来也要花费2万元左右,这对人年均收入不到2000元的普鲁村的农民来说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
    有乡长的陪同,村里还特意为我们杀了一只羊,普鲁村的人对我们非常友好,像款待久别相逢的老朋友一样接待我们。下午4点,我们婉言谢绝了乡长和支部书记的挽留,驾车向和田赶去。
    晚上,我的朋友买吐尔逊带我们去了和田边上的肖尔巴克乡,在那里队员们饱餐了和田最好的烤肉。

----重访库地
7月23日  多云  
    今天,第一阶段的探险活动就要开始了,一大早,三部越野车载着10名队员离开了和田。
    进入昆仑山侦察线路对这次探险事关紧要,如果接应的车辆能够到达邦达错附近我们就有成功穿越的希望,反之将陷入困境。从和田到叶城250公里,一路上队员们显得很兴奋,大谈各自曾经走新藏线的见闻和感受,但我还是忧心忡忡,深知侦察的结果事关探险队的命运。
    三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叶城县,按约定,要在零公里处的乔戈里登山宾馆门前和接应队员宋玉江碰头。宋玉江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们曾98年一同登顶博格达峰,十年来我们一起去过许多险地,这次,他刚从慕士塔格峰登顶下来就被我拉入了探险队,在活动策划时我就选中了他,我深信,凭他的野外经验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会派上用场的。
    在等宋玉江的同时,我和老刘去了武警边防大队拜访了陈大队长,他是我在去年相识的朋友。
    宋玉江赶到时已过中午,大家一起饱餐一顿后就沿着219国道向昆仑山驶去。从叶城到库地165公里,有100多公里都是柏油路,2个小时后我们开始翻越库地达坂。库地达坂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座达坂,虽然海拔只有3000多米,但当我们到达达坂顶部俯视脚下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时,我们无不为之而让惊叹。新藏公路于1956年3月开工,1957年10月6日通车,全长1455公里,北起叶城、南至西藏普兰,是继川藏、青藏公路之后通往西藏的第三条进藏公路。途经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被称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道”。
    在达坂顶上,我们停了下来,海浪架起三脚架把新藏线最壮观的景象纳入镜头。我心想,在昆仑山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又没有现代化的工程机械,靠人力在一年多时间内怎能完成这一浩大的工程呢?我感叹:我们这些吃饱喝足的所谓的探险者怎能和当年筑路英雄们相比呢。
     太阳落山前我们到达了库地,由于大队长的安排,库地边防检查站的站长和杨指导员热情的接待了我们,请我们在一家四川饭馆吃饭,晚上安排我们住在了边防检查站。
    坐落在一个狭长的山谷里的库地是进入西藏阿里的第一个驿站,在库地不足百米的街道两旁有几家小旅店和一家汽车修理铺,由于这里海拔不高,气候湿润,和山外酷热的世界相比显得格外凉爽。边防检查站是库地最漂亮建筑,它也是新藏公路从叶城到阿里地区唯一的检查站,这里戒备森严,过往的车辆和人员没有边境通行证休想通过,由于大队长的关系也就没检查我们的边境通行证。在库地没有公安派出所,检查站也承担派出所的工作。去年5月,我骑摩托车去珠峰大本营,沿新藏线返回时在库地时发生交通事故,髌骨粉碎性骨折,检查站出了现场,并派专车把连夜把我送进叶城县医院,救治期间大队长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找人处理交通事故不说,还专门派了卫生员在医院看护我。
     一年过去了,我的腿伤也基本好了,重返库地,回想起当初的受伤使的情景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新藏线上
7月24日  多云有阵雨
    今年的新藏线车轮滚滚,望不到边的军车一辆接一辆地向三十里营房驶去,说是8月份在三十里营房一带有一场大的军事演习。为了赶在军车出发之前离开库地,我们7点不到就起床了,边防检查站的战士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丰盛的早餐。
    从库地到新藏线第二个达坂—麻扎达坂路程85公里,其中有20多公里是新修建的柏油路,我们加大油门向达坂冲去,我们满以为走在了军车前面,但出发不久我们就被长长的军车队堵住,原来前面的道路被山洪冲毁,一辆地方的油罐车陷入泥潭。有解放军在指挥疏导也不用我们操心,停留一个多小时候后,车辆开始放行,很快我们就超过了军车队,12点多我们爬上了麻扎达坂。麻扎达坂海拔4900米,但其相对高度似乎没有库地达坂高,看起来也没有库地达坂壮观,在达坂顶端队员们都下了车,我在达坂上小跑了几步似乎也没有感到不适,心里多少感到点安慰,一年多的汗水没有白洒,深信,即使到了海拔5000多米的羌塘我的身体不会出现问题。
    从达坂顶部沿着盘山道下行20多公里就到了麻扎。麻扎是个岔路口,219国道在岔路口向东延伸,向西有条85公里的国防公路直达塔吐鲁沟,沿着这条国防公路西行25公里到达伊力克,再向南步行90公里就到达了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的脚下。近两年来,由于新疆东土分子活动猖獗,为了防范分裂分子从克什米尔地区偷渡入境,这一地区也成了重点防范之地,在伊力克和进入塔吐鲁沟的途中有两道卡子,没有新疆军区的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以至到乔戈里徒步也变得麻烦起来。
    在麻扎有几排土房子,大都是四川人和甘肃人开的小旅店,在青藏线上小旅店都卖汽油,但价格是市价的一倍。我们在加油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开丰田越野车的驾驶员,据他说,他常年在这条线上运营,当他知道我们这三辆车要进羌塘时,连连摇头,说是前几天他的朋友开了三辆丰田V8的越野车都陷入了羌塘的沼泽,我们这三两车肯定是有去无回。听了他这番话,我虽然不完全相信,但心情还是很沉重的,如果车真的进不去,我们的探险将陷入困境。
    离开麻扎又行驶了47公里翻过海拔5000米的科克阿尔特达坂,马不停蹄地向三十里营房驶去,按计划今天我们要到达大红柳滩。出来前考虑到新藏线的路况,丰田车和切诺基都换了新越野轮胎,由于哈佛是刚买的新车也就没在意车的轮胎,谁知,刚下达坂后轮胎就被石子割破,由于道路非常颠簸,驶出几百米后才发现,结果轮胎彻底报废,换上备用轮胎后,宋玉江也放慢了车速,我坐在海浪驾驶的切诺基上一直跟着他,可没走几公里就发现哈佛车的右后轮胎瘪了,我急忙通过对讲机呼叫停车。大家急忙下来充气,往扎破的地方塞入胶条,搞好后我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这个轮胎再碾报废我们只有到叶城去买新轮胎了。
    到三十里营房后,补胎铺的老板说,哈佛车的原车胎很薄,根本不适合在新藏线上行驶,在这里也没有可替换的轮胎。哈佛车是不敢在往前走了,我决定让马玉山、边兆朋、姜辉、小侠四人在三十里营房等候,其余两部车和6名队员前往羌塘侦察。决定作出后,小侠一再缠着要和我们一起去羌塘,起初我也答应了,但老刘的一番话让我很为难,羌塘情况我们的确一点都不知道,在特定的环境下多去一个人也许就多了一份风险。
    从三十里营房到大红柳滩还有125公里路程,而且途中还要翻越康西瓦达坂,此刻,我们也不敢停留,在队友的目送下我们匆忙离开了三十里营房。在荒凉的喀喇昆仑山上与队友分别有种说不出的滋味,特别是看着受了委屈似的小侠,我心里很难过,按着我的性格没有理由拒绝一个女人的请求,但面临困境时我只能作出这样不尽人意决定。
    到大红柳滩天色已晚,我们凭感觉将车停到了“老战士旅店”门前。饿了一天的我们,一进门就嚷着让老板娘给我们做饭。这家店的老板姓李,由于常年不修边幅满脸长满了胡子,这一带人都叫他李胡子,他年轻的时候曾在罗布泊原子弹实验基地当兵,复员后回到了乌鲁木齐煤炭学校工作,11年前他辞去了工作来到了大红柳滩,以帮人探矿为生,和他一起开店的是石河子团场的女人,据说他们也不是正式夫妻,但他们这里开了11年旅店。我们的到来,他两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80元要了一道大盘鸡,50元要了一洗脸盆白皮面,美美饱餐了一顿。
    李胡子十几年来为了谋生跑遍这一带所有的山沟,他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你渡过马头湖和拉竹龙湖附近的两道大河,就有可能到达克里雅山口。他还提醒我们,在河床中,淌水的地方下面是硬的,没水的地方一定要小心陷车。
    新藏线上的旅店的条件十分简陋,狭窄昏暗的客房里放满了床,床上的被褥脏得不能再脏了。多年的野外生活,我也不在乎这些,也总结出一条经验,出去住店一定要脱光睡,免得沾上虱子。晚上,不知是海拔高的缘故还是天花板上老鼠哗哗的跑动声,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反复掂量着李胡子的话,设想了很多明天将遇到的困难。但从李胡子提供的的信息中,多少让我心里有了点底,就是说我们的外围队员能把车开到马头湖,那里离邦达错湖有50公里,即使车辆到不了邦达错湖附近,我们探险队多用两三天时间也能走出来。

----初识羌塘
7月25日   晴天
    今天对我们这次探险是关键的一天,一早起来我们把两部越野车的油箱加满,而且每个车都带了90公升油。在新藏线上加油是让人心疼事,丰田4500车正副油箱一次要加3桶油(一桶30升),一次加油就是900元,在颠簸的新藏线上也就行驶400公里,进入羌塘也许只能跑200—300公里了。
    汽车一路攀升,三个小时后到达了铁隆滩。这里的几座破旧的小旅店便是进入西藏的最后的驿站,它离新疆和西藏的界山98公里,海拔5200米的它成了新藏线上最高的驿站,过往行人在这个高度停留,轻者头疼,重者引发致命的高山肺水肿或脑水肿,因此,这个地方被人们称作死人沟。我们在四川旅店又补充了几桶油,然后就向界山达坂驶去。
    也许是接近羌塘草原的缘故,虽说海拔都越来越高,但山势却显得平缓了许多,山坡上的植被也逐渐多了起来,路两旁三五成群的羚羊似乎早已习惯呼啸而过的汽车,悠闲地在草甸上吃草。在接近达板时,路的东侧出现了一个浩瀚的湖泊,放眼望去,碧波荡漾的湖水仿佛是喀喇昆仑山的血脉,在阳光的映辉下时熠熠闪耀,给贫瘠荒芜的高原注入了生命。这便是羌塘草原三大湖泊之一的龙木错。在界山达板以东的羌塘是一片十几公里宽的地带,由于南北两侧雪山的融水,使得这一地区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是藏北地区湖泊最密集的地区,除了龙木错外,郭扎错,邦达错两个巨大的湖泊,在三个大湖之间还分布着马头湖、兽形湖、窝尔巴错等大小不等的湖泊。我们一行在龙木错边停留一个小时后便驶向了界山达坂。
    界山达坂是新疆和西藏的分界点,海拔5190米,但不知为什么在达坂上竖立的花岗岩碑上却写着:“区界碑6700M"。界山是羌塘一带的东西走向的雪山,离达坂最近的雪山是公路西侧的果扎刚日峰(海拔6241米),最高峰是胜利峰(海拔7135米),在达坂以东60多公里处,这个“6700M"究竟是怎么来的的确让人费解。多事的宋玉江顺手捡了个尖石头在区界碑上写上了“此地高度5200米”的字样。
    下达坂几公里,在龙木错和芒错之间有一条向东延伸的车辙,这便是我们要侦察的线路。一年前我曾骑摩托车沿这条路进去了15公里,今天再次来到此地,除了小溪多了,草变绿了之外,一切都依然如故。我们两部车沿着蜿蜒的车辙向东慢速行驶,7月正是羌塘的雨季,雨后的路面泥泞不堪,来自雪山的溪流和雨水汇合把原本崎岖的车辙冲出一道道深浅不一的沟坎。车刚驶过龙木错,让人提心吊胆的事还是发生了。宋玉江驾驶的切诺基轮胎被扎破,幸好汽没完全撒完,他急忙下车,一边打气一边往破处塞入胶条。事后大家都埋怨宋玉江,说他驾车有问题,在石子路面上不该急刹车。事后,想起来还真让人后怕,一旦切诺基的轮胎彻底坏了,即使换上备胎也不敢再往前走了,丰田4500单车是不敢冒然进入羌塘的。
    绕过龙木错,遇到了第一个河,看到有不久压过的车辙,我们也没停车,加大油门冲了过去,沿着河对岸一条新推出来路向北驶去,20分钟后,发现了一个清澈碧绿小湖,一只羚羊沿着湖边疾速地奔跑。我们赶紧下车来到湖边,发现这个地图上没有标定的湖泊竟然是羌塘地区为数不多的淡水湖,我用GPS记录了坐标,突然发现我们偏离了预定线路12公里。当我们返回到河边时,根本看不到向东延伸的车辙,经判断,车辙肯定被河水冲没了。这个流入龙木错的河流水量不大,但河床很宽,按照李胡子的经验,在河里行车要选有水的地方走。切诺基在前,丰田4500在后(带电动绞盘),油门踏到底在水里狂奔,坐在头车的副驾驶位上的我心都提到了喉咙上。
    当再次找到车辙,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广袤的草原,成群的羚羊在车的两侧飞奔,虽然我们的车速达到了70公里,但奔跑速度极快的羚羊不时地从我们的车前穿过。宋玉江虽然驾车时间不长,但他以胆大而著称,他曾驾驶桑塔纳渡过越野车都不敢过的激流。他驾驶切诺基在草原上与羚羊赛跑,同车的我和海狼都兴奋不已,仿佛进入了非洲大草原。
    离开国道50公里后,在路的南面看到了马头湖。出来之前,从一篇游记上得知,在马头湖附近有藏民放牧。但到了实地却让我们大失所望,除了奔跑的羚羊外,根本没有人活动的迹象。过了马头湖,我们顺利地渡过了李胡子说的第一个难关—马头湖附近的大河,再往前走路也变得崎岖,绕过五指山进入了一个小山谷,谷底基本看不到溪流,只是前方不远处有一滩水,边上有一个废弃的卡车轮胎,一看就知道是曾经陷过车的地方。我们大河流都过来了,这点小泥潭算不了什么,宋玉江没有停车,挂上四驱就往前冲,眼看就要冲出去了,可车没劲了,陷入了泥潭。开丰田车的邢锐选了一个似乎干燥的地面,想绕过去拖切诺基,谁知刚离开路,丰田车就陷了下去,越折腾陷得越深,汽车的前后桥都到了泥里。此刻,我的心又悬了起来,深知事态严重,我们已离开219国道约70公里了,走出去求救也要三天呀。
    我们六个人拼命地挖车,在丰田车前十几米的地方挖了一个大坑,埋入了一个200多公斤的大石头,想用自带的绞盘自救,谁知车没绞出来,反而把大石头绞了出来。又挖了2个多小时,把大石头埋下去了一米多,为了防止石头被拉出来,我们5个人顾不得危险都站在埋石头的土包上,这次把车向前绞出了一点,关键的时候绞盘又打滑了。此时太阳已经西斜,我们从早晨到现在没吃一口东西,在海拔5300米的地方已挖了5个小时的车,大家体力消耗也到了极限。我心急如火,顾不得让大家吃饭,决定集中力量先把切诺基搞出来,因为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幸亏我们人多,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终于将切诺基推了出来,绞盘也修好了,在切诺基和绞盘的牵引下终于将丰田车拖出了泥潭。为了找到水源,我们又向前开了十几公里,来到了万泉河边,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海拔5300多米的羌塘,太阳一落山温度迅速下降,营地边上的小溪流结了一层薄冰。劳累了一天的我们也懒得做饭,烧点了热水啃了几口干馕就躺下了。为了预防高山病,睡觉前我给老宓服了两粒高原康。
     躺在帐篷里,海狼一个劲地埋怨我,光催他挖车,整个过程也没有留下影像资料。也真遗憾,我们六个人竟然也没有拍摄一张陷车的照片。

----完成第一阶段探险返回于田
7月26日   晴天
    一早起来,我们继续向东侦察。行驶几公里后便到达了兽形湖。湖边有一间石块修建的房屋,紧闭的门上挂着一个绣有藏式图案的门帘,从周围环境看这里已经很久没住人了。我们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在水草丰盛的夏季没有人放牧,难道这里真是冬草场吗?
    到达邦达错时已到中午,一条一百多米宽的河床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过河向北60多公里便是克里雅山口。我站在河畔,向北眺望,鳞次栉比的雪山一望无际,我们要翻越的克里雅山口就在雪山的那边。我们不敢贸然过河,此次侦察已基本达到了目的,我们标定了GPS点,这将是探险队和接应队的预定汇合点。
    按照GPS记录的轨迹返回速度快多了,天黑前就回到了死人沟。在我们旅店隔壁住了十来个四川测绘局的人,他们在完成一项国家测绘项目,据说要填补1:5万的昆仑山地图。测绘队不但配备了三桥驱动的牵引车,还在清一色的帕拉丁车上安装了GPS跟踪系统,不管他们到了哪里,测绘总局都会知道他们的行踪。当他们知道我们刚从邦达错返回时都惊叹不已,照他们的说法,没有牵引车根本不能进入羌塘的。
7月27日  晴天
    在离三十里营房还有几公里的地方我打开了手机,铺天盖地收到了姜大姐发的几十个短信,都是三个字“到哪了”。我们出去了四天,在三十里营房等候的四名队员都急疯了,老马和大边没事可干,无聊地每天都把三十里营房的商店、洗头房转一遍,据说三十里营房有两个半小姐,给过往的大车司机服务,拉不开栓时老板娘也亲自上阵,充当半个小姐的职能。嗜酒如命的马庆则成天坐在小商店的柜台上一边喝酒一边和漂亮的女老板聊天,据说四天把小商店的啤酒、干红都喝光了。也有当兵的到小商店消费,据说拿了东西记个账就走了,等积累要一定数额,就拿桶汽油来抵账。自新藏公里开通以来就是这样的,有兵站的地方油就便宜点,反之就贵好多(三十里营房的汽油最便宜,一桶30升240元,而麻扎则是300元),走新藏卡车可以自带油料,小车全依赖小店油料,通车几十年了,军库的油流失了多少谁也数不清。这样的事军区和政府肯定是知道,但为什么不能建一个加油站呢?
    短短四天三十里营房似乎热闹多了,在军营附近排满了汽车和火炮,路边的掩体上也盖上了伪装网,从叶城开来的军车和坦克接踵而至,好像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在国外地图上三十里营房这个位置标定为Shahidulla,这和三十里营房以西15公里的赛图拉地名相似,赛图拉听起来不像中国的地名,实际上是维吾尔语的译音,在维吾尔语中,Shahi是死者灵魂的意思,Shahidull也许就是殉教者的意思。赛图拉自古以来在军事和通商上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早在一个半个世纪前,清朝政府就在赛图拉设防,在219国道上还能看到高山上耸立的清代哨所。从赛图拉哨所向北翻过一个达坂就到达了皮山县的桑株乡,向南通向印度的列城,这条沟通中国和印度的丝绸古道也被称作桑株古道,1942年至1945年间就是通过这条古道,从印度向中国运输了大量的抗战物资,1951年进藏先遣连也是通过这条古道从西藏返回新疆。而三十里营房就因在赛图拉以东三十里而得名。从三十里营房以东46公里的康西瓦向南120公里便到达了与印控克什米尔接壤的喀喇昆仑山口,中国最高的哨所—神仙湾就在那里。这里也曾是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的战场,有100多位烈士长眠在这里,化作了共和国西部边关的巍巍山脉,耸立219国道边上的康西瓦烈士陵园便是历史的见证。
    由于军事演习的缘故,219国道处于半封闭状态,下行的车辆只有到9点以后方能通行。我心急如火,急忙赶到卡子和边防军交涉。谎称我们一个队员得了高山肺水肿,生命垂危。解放军看我们的着装和晒得爆皮的黑脸,也没说什么就放行了。
    傍晚,是昆仑山水势最大的时候,走在前面的哈佛过河时,进气道吸入了水,在河道中间熄火。眼看洪水就要下来了,我们顾不了拖鞋就跳入了水中,硬是靠马达和人力把车推了出来。一气之下的姜大姐,顺手就把她15万元买的哈佛车10万元卖给了宋玉江。到达库地检查站时已到夜里12点,我也没给站长打招呼就向叶城驶去。我和海浪轮换驾驶,直到临晨4点才赶到了叶城。
7月28日  晴天
    在返回于田的路上接到了王县长的电话,当时我就预感到了他要说什么,他问我,这次活动是否到和田地委备过案。这是我最担心也是最不愿意面对的事实。奥运前夕和田地区的气氛很紧张,到处都是检查站,唯恐东土分子搞破坏。我也很能理解王县长的担忧,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事,谁批准谁负责。探险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我只能说了好多让他放心的话,实际上这次出来我怕不批准,没有向我们的主管部门乌鲁木齐市民政局备案,也没有向乌鲁木齐市体育总会申报,更不要说和田地委了。一路上我暗暗地祷告,但愿我们能进入昆仑山,能安安全全地回来,我明白,一旦出事我肯定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在和田我们与奇峰汇合,他作为我们这次活动的新闻发言人专程从乌鲁木齐赶来参加探险队在普鲁村的活动。在和田我们买了一台彩电(送给普鲁村小学孩子们的)后急忙赶往于田。
    由于忙于赶路,车开得飞快,在于田路口被交警挡住罚款。于田是我们探险的老根据地了,让老马给阿常委打电话,不一会我们就被放行了。
    晚上,阿常委、吐县长等几个民族领导给我们接风,结果我又喝了很多酒……。

――进入普鲁河谷
7月29日  晴天
    今天是探险队在普鲁村集结的日子,副队长扬戈昨天也风尘仆仆地从乌鲁木齐赶了过来。一大早,10名探险队员,两名接应队员和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奇峰共13人,乘四辆吉普车向普鲁村驶去。
    乡党委有县委书记的指示,对这次活动也非常重视,专门安排了乡人大主任在普鲁村等候我们。我们的到来打破了普鲁村的安宁,村民们三五成群地站在街道两旁好奇地看着我们。
    出发前似乎有做不完的事,一进村我就让马庆杀羊(把羊肉炒熟装在瓶子里共路上吃),让老刘将探险物资打包,我急忙去和村支部书记打招呼。
    由于有乡人大主任的安排,工作进展很顺利。几年前我们去火山口探险时在普鲁村搞过助学活动,这次去也不例外。出来之前有记者问我助学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我告诉她,我们没有任何目的,只想为贫困山区的孩子献上一份爱心。村支部书记通过“村村通”通知孩子们下午4点到学校集合,孩子们早早就来到了学校等候我们的到来。 我们出来之前协会为我们召开送行会,会上探险队员和协会会员纷纷为普鲁村的孩子们捐款,用此款我们购买了60套学习用品和一些文体活动器材,同时用网友梦里花落知多少捐的2008元给普鲁村小学购买了彩电、DVD影碟机和卡通片。在普鲁村小学举行的助学活动非常热闹,还引来了许多村民观望。我望着背着新书包,怀抱新文具的孩子们一张张可爱的笑脸,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喜悦。
    傍晚,支部书记带话让我们去村委会,原来县公安局打来电话询问我们这次探险行程。俄罗斯漂流队在和田河遇险事件后,政府对探险活动都十分敏感,生怕出现问题担责任。回来的路上我闷闷不乐,和我同行的老刘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我说,明天我们进入普鲁河谷,天王老子也挡不住我们了。
    晚上又听到睡在旁边的卡卡(杨戈的媳妇)和扬戈的对话,话中之意是卡卡也要和我们一起穿越克里雅。原本忧心忡忡的我拒绝了她的加入。这次活动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探险,不是谁想来就来的,之前队员需要体能的准备,之间也需要磨合,随意加入一个人我没办法向大家交代。
     夜里,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期待着天快亮,早点离开普鲁村。
7月30日  晴天
    天刚蒙蒙亮,我就把大家叫了起来,等我们打好各自的背包,我们租用的10头毛驴和许多送行的村民已在依塔洪家门前等候了。在众人的帮助下,不一会我们的所有探险物资都结结实实捆在了毛驴身上。由于离开普鲁村心切,我们也顾不上吃早餐就匆匆踏上了征程。
    清晨,昆仑山的气候格外凉爽,我们没有举行出发仪式,只是在在村民的目送中悄然地离开了普鲁村。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一直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开始了我们的探险之旅。
    今年的昆仑山破天荒地连续几天的小雨,常年贫瘠荒芜的昆仑大地在雨水的滋润下焕发出勃勃生机,我走在普鲁河谷蜿蜒的牧道上,望着两旁泛绿的山坡心情格外地轻松。我们的外围人员和奇峰一直把我们送到普鲁村以南6公里的阿拉叫依。
     阿拉叫依是个古驿站,也有人说是古代屯兵的卡子,它究竟始于什么年代也没有资料考证,当问依塔洪询问时,他却说:“他的爷爷的爷爷时候就有这个卡子”。从遗址边上高大的杨树判断,遗址少说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据于田志记载,这个卡子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
    阿拉叫依是新疆通往西藏古驿道的起点,1950年5月为了进军西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独立骑兵师和于田的数万民工开始从这里筑路,到1951年11月铺设了伸向新藏高原野马滩的169公里路基。西藏和平解放后筑路也就停止了。在阿拉叫依附近有一座大木桥,几年前我到火山口探险时虽已坍塌,但桥体尚存,而今已荡然无存,也许被普鲁村民当柴火烧了,作为历史的见证的大木桥的消失让我深感遗憾。
    离开阿拉叫依后,我们和驮队拉着“一”形状队伍沿着普鲁河谷狭窄的牧道向南行进。常年流淌的普鲁河水是克里雅河上游的一条支流,七月底正是河水最大的季节,我们沿着牧道在河谷一测的山坡上的行进,时而爬上很高的山梁,时而再下到谷底,对负重行军的队员们来说体力消耗可想而知。
    黄昏,当我们沿河谷行进了20公里后,一处陡峭的河谷挡在了我们面前,浑浊的河水沿着狭窄的河道咆哮而下。我站在谷底,望左仰望,一条依稀可辨的“之”字形牧道一直延伸到一座高山的顶部,我看了看手表,海拔已达3500米,眼前的高山起码有200米高。我们处在小达坂的下面,要连续翻过三个达坂才能绕过这段峡谷。
    为了庆祝顺利进入昆仑山,根据老刘的提议我们买一只羊。晚上,老刘煮了三高压锅肉,并拿出了许多零食,大伙围着气炉边吃边说,似乎忘记了一天的疲劳。

――穿越普鲁河谷
7月31日  晴天 
    一大早老刘就拉开了我的帐篷,心事重重地告诉我两件不好的消息,一是,昨天仅晚餐就消耗了5罐煤气。按照这个量计算,加上早餐和烧水一天起码要消耗7罐煤气,我们带的48罐气也只能维持7天;二是,他从依塔洪那里得知,在吾拉音湖附近没有草。这意味着我们的驴队翻不过克里雅山口。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我采纳了老刘的建议,即刻派依塔洪返回普鲁村取煤气罐(我们给依塔洪送了24罐),再让他租两头毛驴,带50公斤包谷上来。
    太阳还没照到山谷,我们就出发了。我调整好呼吸,迈着太空步沿着漫长的之字形牧道向山顶攀爬。这次探险之前,我进行了为期半年的针对性训练,这回成效凸显,虽然背负20公斤的包,但爬起山来并没感到吃力,一口气登上了达坂顶部,看看表,海拔上升了150米。在达坂下有一条清澈的小溪,口干舌燥的我顾不上卸背包,趴在溪边痛饮来了。等了十几分钟后我们的驴队也出现在达坂顶端,负重的毛驴上达坂非常吃力,走走停停要歇好几次。
    原本体力很好的小侠(赵晓玲)最后一个来到了小溪边,看着她一拐一拐的样子就知道她腿部受伤了。在普鲁河谷行军原本可以把包都放在毛驴背上,但为了让队员们加快高海拔适应,我要求所有队员负重行军,可谁知小侠背得太多了,打开她的背包才发现,她把鞋子都背上了,背包超过了20公斤,高强度的快速攀登导致她的腿部抽筋。
    我强行分担了小侠物品,之后继续开始攀登第二个和第三个达坂,海拔越来越高,我身上的背包似乎也越来越重,汗水浸透了全身,我还是坚持着放慢了脚步向达坂攀登,我心想如果一口气上不了这个不到4000米的达坂,后面的达坂就别去想了。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攀登,我们终于登上了3800米的第三个达坂,俯视普鲁河谷,我们所攀爬的三个达坂直线相距不足一公里,翻越达坂的牧道正好从普鲁河谷的转弯处切了过去。在达坂顶上有一个用木杆支起来的窝棚,一看就知道是牧羊人的临时住所,让我纳闷的是,为什么要把窝棚建在风大,又没有水的达坂上呢?问向导阿曼,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是说可能为了防狼,也可能是在高山上容易观察羊群。在连续攀爬三个达坂之后,我真的累了,乘大家吃午饭的功夫我在窝棚里睡了一觉。
    返回普鲁河谷的路异常陡峭,一段段被泥石流冲刷的山坡根本看不到牧道,我侧着身子,紧握手杖一步步地往下挪动。一个小时后,我们陆续都到达了河谷,仰望陡峭的山坡,当时我真为后面的驴队担心。
    下午,才四点多钟,河谷两侧高耸的山峰就把阳光遮住了,狭窄的河谷显得阴森森的,我们沿着牧道逆流而上,途中遇到了三个赶着一群羊下山的牧民,让我们大为吃惊的是,为首的一个老汉竟然是赤脚。回想起我们刚翻过的碎石遍地的达坂,再看看我们脚下一千多元的徒步鞋,在感叹昆仑老人的“铁脚”的同时,也感到一丝的内疚。生活就是这样不公,对世代生活在昆仑山中的人们来说,翻山越岭地行走是为了生活的一种劳动,而对我们这些吃饱闲着的人来说在昆仑山行走就是为了所谓的探险。
    河谷越来越窄,河道两侧的高山越来陡峭,牧道也消失了,我在河道中踏着大小不一的卵石激流而上,时而河东,时而河西,频繁地涉水,我们的双脚都冻得失去了直觉。到六点多钟,河水越来越大,望着湍急的河面,我们不敢贸然涉水。
    扎营时,在达坂顶上放羊的库尔班也来到了我们的营地,他和一个伙伴四月就进入了河谷,几个月寂寞的牧羊生活,使得他见到我们后显得格外兴奋。晚上,他凭着他那天生的好嗓子,一个接一个地给我们唱歌,甚至忘记了返回达坂顶上的窝棚。

----走向苏巴什
8月1日  晴天
    我做领队十几年养成了一个习惯,天不亮就睡不着了,天蒙蒙亮就喊大家起来,以至队员们怨声载道,说我比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还狠。其实这也是作为户外领队应具备的最起码素质,早起才能走出路来,早晨渡河才是最为安全的。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也是当年进藏先前连沿着我们走的这条古道进军西藏的日第。清晨,来自高原的山风在阴森狭窄的河谷中不停地刮着,我站在河边望着透着凉气的河水下意识地打了个寒战。今天对我们来说有两种选择,一是跟着驴队翻越山梁绕过河流,再就是顺着河谷逆流而上。
    我们站在河边仰望山梁上越来越小的驴队,谁也不知道山梁有多高有多长,想到昨天连续翻越达坂的情景,大多数队员换上了涉水鞋子,义无反顾地向河道走去。在海拔4000米的山上,河水冰冷刺骨,在水中长时间行走的队员们似乎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高山缺氧,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两条腿上。尽管万般小心,急流下暗藏的石块还是把队员们的腿碰得青一块紫一块。激流、寒冷加上疲劳使得协调能力较差的姜姐在河道中几度失去了平衡,幸好有队员相助。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河中穿行,我们终于走出了狭窄的河道,此时我的下身都湿透了,双腿也似乎不是自己的了,上岸后我什么也不顾急忙脱去了裤子。不一会,从山上绕道的驴队和老刘也到达了,他看着我狼狈的样子,得意地说:“让你们跟我走,你们就是不听”。我心想,在海拔4000米的高度爬高上低,受了多少罪只有自己清楚。
    越往上走,河谷渐渐地开阔起来,湍急的普鲁河也逐渐变成了小河流水。下午六点我们踏上了一条宽阔的路基,这便是通往苏巴什大道。
    苏巴什维吾尔语意为河水之源,它也正是普鲁河的源头。在河岸平坦的高台上,有一个用石块垒起来的大院子,院子内有十几间用石块隔成的长方形的屋子,这便是当筑路大军的指挥部。半个多世纪的废弃,屋顶早已荡然无存,为了避风我们的帐篷干脆就搭建在屋子里,这也是我们2005年火山探险时5号营地。夏季天长,虽说是频繁地涉水,但行军速度还是快了不少,我们用三天走完了冬季五天才能走完的路程。
    在营地南边有一座东西走向的高山,在接近山的底部有一个人工开凿的山洞。我们建好营地后,便开始顺着小道向山洞攀爬去,此时,我们已经感觉到了缺氧,每个人都气喘嘘嘘,这里毕竟海拔已超过了4200米。
    回到营地,阳光还没落去,我急忙拿出相机,轮番给队员们拍“标准照”,当有队员不情愿时,我就劝说他:“照片以后有用”。没想到此话一出,立刻召来了一片质疑。其实,探险活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出发前每个队员都要照一张全身和一张半身的照片,照片的用途不言而喻,兴许是上英雄榜,兴许是……。
    苏巴什虽说是普鲁河之源,但气候极其干燥,宽阔的河床中只能看到一条细细小溪,涓涓的流水似乎是地下的涌泉,荒芜的山坡似乎寸草不生。傍晚,肆虐的山风卷起地表的尘土向我们袭来。今天作为主厨的我不得不将“厨房”搬进了的营帐。
    不知谁在帐外大喊了一声:“依塔洪回来了”!在帐篷里准备晚餐的我真不干相信自己耳朵,急忙冲出了帐篷。依塔洪真是神人呀,从普鲁村到这里足有40多公里,我们艰难地跋涉了三天,可他一天就赶到了。我真不干相信自己的眼睛,可依塔洪确确实实地带来了两头毛驴、一箱气罐、一麻袋包谷和几个西瓜。寒暄后才知道,他当天就返回了普鲁村,并搭车去玉田县买了包谷,用卖羊皮的钱买了几个西瓜,返回到普鲁村已到了夜里12点。为了在苏巴什赶上我们,他没有休息就出发了。也就是说,从昨天和我们分手,他整整在山里奔走了两天没合眼。探险对依塔洪来说似乎太遥远了,甚至他都说不出这两个字来,在他眼里为我们干任何事情都是劳动,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晚上,阵阵高山风吹得帐篷哗哗作响,虽然习惯了野外生活的我还是久久不能入睡。我由衷地佩服依塔洪,心想,我们这些号称资深的户外老驴和他比起来真是太渺小了。依塔洪作为一个世代生活在昆仑山中的村民,凭借他的虔诚和忠厚昆仑山接纳了他,使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大山的儿子。而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充其量只是触摸了昆仑山的一角,要想让昆仑山接纳我们,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还要面对更多更残酷的挑战。

――翻越硫磺达坂
   
硫磺达坂海拔5114米,是新藏高原的北部边缘上的一个标志性的达坂,翻过达坂就进入了乌鲁克盆地。今天是行军距离最长的一天,我们必须翻越硫磺达坂到色格孜库勒湖,全程33公里的线路上没有水。凌晨6点不到我就把队员们叫了起来,匆忙吃了点东西就出发了。
     翻越硫磺达坂对每个队员来说都是一次不小的考验,不但要面对翻越达坂煎熬,还要经受高海拔长距离行军的痛苦。为了能顺利通过达坂,出发前我让队员们尽量轻装,把能不带的东西都放到驮袋里。
    今天,北京队员宓龙彪的状态很不好,不知是昨晚没休息好,还是吃了我做的蘑菇杂酱面(昨天在途中摘了一个大蘑菇)的缘故,一早起来就发现老宓的脸肿了一圈,两只胳膊上起满了大红疹子,疹子中间还有个流水小眼,我见过一些过敏症状,可从没见过这样可怕的疹子。
     我们沿着干枯的河道向南走去,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沿着一条向西南延伸的路基进入了一个由彩色沙岩山构成的峡谷地带,常年风雨的侵蚀,两边的砂岩形成了千姿百态的造型。峡谷的坡度很大,海拔急剧的升高,前方几公里处就是让人谈虎色变的上硫磺达坂。这一达坂的名字也许和火山喷发有着某种程度上的联系,据说是当年部队在这里测绘时,硫磺的气味很重,故起名硫磺达坂。连续几个小时的攀爬,我的全身就被汗水浸透了,出发时带的一升水已消耗过半,想到后面的路程,我强忍干渴一步步向达坂攀登。在高原,人的红血球数量剧增,血液浓度也变黏稠,缺少饮水血液会变得更黏稠,大大加重了心脏的负担,严重时会引起心衰。在这干涸的达坂上且不说人,就连生长在高原的野牦牛也有时难逃一劫,我们在路边就发现了一头刚死不久的野牦牛。
    快到达坂顶部时,老宓有点支持不住了,把身上唯一的负重—莱卡照相机也放到了毛驴背上,但在大家的鼓励下他最终也坚持地登上了硫磺达坂。从苏巴什到硫磺达坂距离不足10公里,我们用了近5个小时,站在达坂顶上,回首眺望,四天来我们用双脚丈量的大地是一望无际的高山。虽说是盛夏,在5000多米的达坂上没有一点暖意,原本被汗水湿透的我不时地在风中打着寒颤。尽管这样,口干舌燥的我们还是狼吞虎咽地吃掉了仅存的两个西瓜。
    在大坂上,向南望去,远处的雪山在云雾中时隐时现,在雪山和我们脚下的高山之间夹着一个长约50公里,宽约15公里的洼地,这便是青藏高原上著名的乌鲁克盆地。此时,我们离色格孜库勒湖还有23公里路程,我们不敢久留,急忙沿着当年修筑的路基向东走去。路边除了满目荒凉的沙砾几乎没有什么植物,没走几步就能看到一具具骆驼或毛驴的白骨,不难想象当年筑路大军所历经的磨难。行走了2个多个小时后,当离远处的阿其克库勒湖越来越近时,我们离开了路基,向正南的色格孜库勒湖方向走去。一天滴水未进的小毛驴似乎嗅到了湖水的气味,一路小跑地向湖边奔跑。我们的队伍在平坦的乌鲁克盆地上也拉开了很长的距离,急于在天黑前到达营地的我,也顾不上高原缺氧,紧随驴队拼命赶路。
    天黑前我们终于到达了色格孜库勒湖边,这是乌鲁克盆地三大湖泊中唯一的淡水湖。色格孜库勒与西面的阿其克库勒湖紧密相连,如今的色格孜库勒充其量是一个个水洼连成的“湖”。实际上,早在几十年前湖水已经基本干枯,只是在夏季阿其克库勒的渗水和来自南面雪山融水的注入,色格孜库勒才形成了一个个水洼。我们的营地就建在流经水洼的一条小溪边。这也正是日本探险家橘瑞超在第三次中亚探险时所选择的营地。二十世纪初,橘瑞超也就是在这个季节,带领普鲁村雇佣了30多个驮工、几十头毛驴和马匹,来到了乌鲁克盆地,试图找到一条进入西藏的高原秘道,但也没能如愿以偿。当他历经艰险翻越硫磺达坂到达色格孜库勒淡水湖时,驮工都跑完了,毛驴和马匹几乎都死了,就连自己也得了高山病差点死在那里。
    一天33公里的艰难跋涉,老宓的体力已完全透支,到营地后他一头钻进帐篷就睡了过去。按原计划,我们明天修正一天,考察乌鲁克盆地。

――老宓的病情加重了
8月3日   晴天
    清晨,营地边的小溪结了一层薄冰,在冰下缓缓流淌的溪水比起昨天清澈了许多。色格孜库勒虽说是淡水湖,但常年的蒸发使得一个个水洼变得咸涩不说,水中还飘浮着许多小生物,到了下午,雪山的融水夹带着泥土和各种生物汇入小溪,浑浊的溪水即使长时间地沉淀也难以清澈。
    老宓的情况更加糟糕了,大红疹子又出来了许多,对他的过敏众说纷纭,依我看并不是吃了野蘑菇或饮用了小溪的水,而是毛驴身上的一种特殊东西引起的。在2005年夏天,邢锐带三个法国人到火山口探险,其中一个女队员就对毛驴身上的东西过敏,来之前,她知道昆仑山的运输工具是毛驴后,专门从法国带来了抗过敏的针剂,在探险过程中她始终与毛驴保持一百多米的距离,即使这样她还是过敏了。据说这种过敏非常可怕,严重时喉咙都过敏,导致呼吸困难窒息而死。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盆地里,如果老宓病情进一步发展后果真不敢设想.
    对于初次进入昆仑山的老宓来说,一路上他经受了比我们更多磨难和痛苦,能到达乌鲁克盆地已经非常不易了,他自己也感到非常欣慰。明天他就要返回普鲁村了,吃完早饭,我和老宓、海浪、姜姐、扬戈一行淌过小溪向对面的山梁走去。
    登上山梁,环视乌鲁克盆地,色格孜库勒一潭潭蓝绿各异的水洼似乎与东边的阿其克库勒湖连成了一片,在山梁和南边高耸的雪山之间镶嵌着一块硕大的绿色草地,山梁的东南方向,一座梯形的山包醒目地耸立在阿其克库勒湖旁,这便是我们向往已久的昆仑山亚洲一号火山。夏季的乌鲁克盆地与冬季截然不同,虽说是4800米的高原,但处处都充满了生命的迹象,绿色的草地;蓝色的水湾;欢唱的水鸟;野牦牛踏出的道道足迹;无不给这片广袤的高原盆地带来了勃勃生机。
    下午回到了营地,老宓的病情又加重了,他的大腿内侧新起来许多红疹。这一现状验证了我的判断,毛驴身上某种东西引起的过敏不容置疑,因为在去山梁路上他始终在骑毛驴。摄影师吕俊是我们这支队伍中最辛苦的人,几天的劳累他也病倒了,晚上体温达到了39度,为了控制病情,给他服用了一倍计量的阿莫西林。
    晚上,我来到了依塔洪的帐篷,让他选派一名驮工和两头毛驴护送老宓下撤。在我们的行程中,乌鲁克盆地也是个折返点,再往前走,一旦出现问题安全返回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走向火山口 
8月4日  晴天
    我们今天必须离开乌鲁克盆地,踏上翻越克里雅山口道路。 
    经小侠一夜的精心护理,海狼的烧退了,但为了安全起见,老宓必须返回普鲁村。
    可是谁来承担护送任务呢?万里长征快走到了尽头,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是非常痛苦的选择。为了这次探险,每个队员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付出了太多的心血,而且,以后也不太可能有机会走这条路了。但老宓返回必须有人护送。如果让协作马庆护送,会大大增加摄像师海狼的负担,势必影响到整个拍摄工作。
    作为领队的我很为难。副队长马玉山站了出来,决定放弃翻越克里雅山口,护送老宓打道归府。马玉山是2005年冬季到达火山口的三勇士之一。我们一起登山探险十几年,不仅是旅途中的伙伴,也是生活中最要好的朋友。关键时刻才显铁哥们情义,他毅然做出了牺牲。
    送走老宓后,队伍分成两路,扬戈、老刘、依塔洪、阿曼赶着毛驴沿小溪北岸走向脱破拉尕特达坂,我带领姜姐、小侠、海狼、马庆涉过小溪,直奔亚洲一号火山。两条路相隔2公里左右。因为前方的情况不明,我们没法约定汇合的地点。
    出发后不久,我突然发现,匆忙中把探险队仅有的两部对讲机都带上了,扬戈带领的队伍没有对讲机。这一疏忽一路上令我忐忑不安。广袤的乌鲁克盆地并不是一马平川,向东行进不久我们便踏上地图上标为“喀拉塔什勒克”的火山地带,喀拉塔什勒克是维吾尔语,意为黑石滩,它是由遍地布满了黑黝黝的火成岩而得名。在黑石滩上,火山爆发喷射出来的灰尘和火成岩堆积出一个个山包,我们在山包间穿行,别说2公里,前后队员拉开200米距离就看不到对方,极有可能走散。好在出发前一再交代,醒目的一号火山就是我们第一个目的地。
    黑石滩位于一号火山的西面,长约8公里,宽约4公里,喷发出的火山灰和熔岩沿着阿其克库勒南岸一直延伸到色格孜库勒湖畔。受其南边雪山融水的滋润,夏季的黑石滩成了一片肥沃的土地,一尺多高泛黄的针毛草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片金色。为了尽快地考察完火山与扬戈汇合,我们顾不上摄像,加快步伐向火山走去。此时,在阿其克库勒湖彼岸行走的队伍离我们至少有4公里距离。
    由于昨晚的抓饭太油腻,吃得多了点,今天我的状态非常不好,一路上肚子又胀又痛,每走两公里要方便一次。当到达了一号火山脚下时,我两腿发软,但在摄像师吕俊的导演下,我还得充演员,咬着牙往上攀登。从底部到海拔4921米的一号火山顶部,相对高度150米。为了拍摄效果,摄像师给我们选了一条最陡峭的线路。急于方便的我也顾不上这些,强忍着腹痛一口气登了上去。
    一号火山也称阿其克库勒火山,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据记载,1951年5月27日上午9时50分曾经再次喷发,据说当年筑路大军亲眼目睹了那次火山的喷发,新疆日报也记载了喷发情况。站在山顶,俯视火山口,它犹如一个直径约120米,深约60米的巨大的锅底,坑的南边有一个熔岩溢出的缺口,由于地势东高西低,熔岩大都流向了西侧的阿其克库勒和色格孜库勒一带,形成了现在的黑石滩。坑的四周有许多熔岩洞,红色和黑色的火山岩如铅浇铁铸一般阴森凝重。坑的底部和熔岩洞附近,狼粪和动物的尸骨随处可见。
    其实,对一号火山是否在1951年喷发有不同说法。1954年前苏联一家刊物以“中亚新火山”为题,对一号火山的“三次冒烟”、“飞出石头”、“看见红石头”、“二百余公里外听见响声”、“有熔岩流出”等说法提出质疑。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对青藏高原进行了第五次科学考察,虽然当初所说的“冒烟”和“响声”已无从查实,但从黑色玄武岩风化的成度分析,1951年的火山爆发至少是没有岩浆喷出,阿其克库勒火山爆发的准确年代和强度至今难以定论。
     阿其克库勒湖位于一号火山西北2.5公里处,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阳光下碧波闪闪,在荒芜的盆地中显得格外抢眼。据资料介绍,乌鲁克盆地有14座火山,但我们所能看到有明显特征的就三座,成“品”字形遥相呼应。位于东北9公里处的二号火山锥体规模较大,相对高度264m,从形态上看火山口中部裂开,具有复合迭锥构造,可以反映火山沉寂后再度复活的历史。三号火山位于乌鲁克库勒东北1.3km处,也保存了较为完整的火山锥体,相对高度仅70米,但它不具备一号火山那样典型的锅底坑,只是在北高南低的锥顶部有十几米深的内陷,并有积水痕迹。从一条直达锥体顶部的清晰的小道可以判断,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锥体顶部存有积水,是这一地区野牦牛赖以生存的水源地之一。
    亚洲一号火山比乌鲁克盆地高出近200米,是观察盆地的最佳地点。在火山口顶部,我腹痛难忍,捂着肚子就躺倒在了火山岩上。海狼、姜姐、小峡、马庆四名队员都是第一次来到乌鲁克盆地,兴奋地站在一号火山口,特别是摄像师海狼和摄像助理马庆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又是合影,又是摄像,一晃一个多小时过去,下午3点,我站在火山口的最高处,再次用望远镜仔细搜寻,但仍然没能发现驴队,此时,原本忐忑不安的我心又提到了喉咙口,顾不上腹痛,带着江姐跑下火山向乌鲁克湖方向走去,没转几个山包,跟在后面的海狼三人看不到了。如果天黑前不能和扬戈带领的队伍汇合,我们五人的处境将会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出来时随身只带了一瓶水和一点路粮,所有的行装都在驮包里,我们随身的衣服难以抵御夜间的寒冷。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尽早登上另一个制高点—三号火山,才有可能发现我们的驴队。
    在海拔4800米的快速行军,加上神经高度紧张,肾上腺素快速分泌,心跳达到了120次,口干舌燥,只觉得嘴里发苦。我既后悔又害怕,但愿上帝能保佑我们。
    一个小时后,我登上了乌鲁克湖北岸的山包,终于看到了一公里外缓缓移动的驴队。心一放下,绷紧的弦一松,我彻底疲软了,有气无力地向湖边走去。
    乌鲁克湖长7公里,最宽处3.6公里,它是盆地中最大的湖泊,水面积几乎是阿其克库勒湖的一倍。到达湖边,望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我真想痛饮一番,但湖水又咸又涩,毛驴都不肯饮用,驴都不及的人类哪敢尝试。腹泻了一天的我,试着撩起湖水洗了洗屁股,那感觉,犹如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又蛰又痛。
    穿过乌鲁克湖北岸的盐碱滩,在一公里外的山坡,遇到了孤零零的扬戈和卸了驮包的毛驴。扬戈说老刘到三号火山顶上找我们了,依塔洪和阿曼找水去了。今天早晨临出发时,依塔洪和阿曼就吵过架,依塔洪要带两桶水,阿曼坚持说乌鲁克湖边有泉水,可到了湖边后才发现,这里除了有稀疏的牧草外,根本没有可饮用淡水。在这个高度,毛驴一天不喝水可以生存,人就不行了,一天不喝水是致命的。
    不久,找水的阿曼回来了。我急忙过去询问。他用非常生硬的汉话加维语,气呼呼地说了一大堆,大概意思是,王队长眼里只有依塔洪,就是不相信阿曼。他用手指了指远处的山说,那个地方就有泉水。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在东南方向的半山洼里的确有一片绿色,而且有一个小黑点晃动。用望远镜观察,晃动的小黑点竟然是一头野牦牛。当时我就纳闷,既然有泉水,为什么阿曼提着空水袋回来呢?水对我们这支队伍太重要了,直接危及到我们的生命。我顾不上考虑,提着水袋向山洼的绿地走去。
    望山跑死马,看上去近在咫尺的山坡,我马不停蹄走了一个半小时,可还是没到达,但已经很清楚地看到半山坡上的绿地和野牦牛了,草地下方的小溪已经干枯,从略带潮湿的水沟可以判断,这个长满绿草的山洼根本没有泉眼,只是汇集雨水的洼地,只有下雨时小溪里才会有水。
    两个多小时候后,我沮丧地回到了营地。阿曼望着拉长了脸的我,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低着头一声不吭。本想冲他发火的我,见此情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太阳就要落山了,依塔洪找水已经三个多小时了,队员们无心干别的,面朝依塔洪离去的方向,眼巴巴地等待着他的出现。直到太阳落山依塔洪才回到营地。原来,在营地以南4公里处有一条汇入乌鲁克湖的河流,1:10万的军用地图上有标定,可依塔洪到达时才发现河流已经干枯,他继续朝南绕过乌鲁克湖,在离营地9公里外的雪山下找到了泉水。为了节约用水,晚餐没有烧水,仅下了几锅挂面,口渴的队员们把又稠又咸的挂面汤都喝光了。   
    日落西山,在晚霞的映照下,静谧的乌鲁克湖和广袤的盆地显得异常的古老而安详。
    我独自站在营帐旁,久久凝视着渐渐逝去的余辉,心灵得到片刻安宁的同时,也为后面的行程担忧。今天是我们离开普鲁村的第六天,明天要翻越脱破拉尕特达坂,进入海拔更高的无人区。从此而行,离普鲁村越来越远,一旦出现以外,自救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我默默地祈祷,但愿主宰昆仑的神能保佑,让我们这些虔诚的子民平安穿越克里雅山口,实现自身的梦想。

――阿克苏河谷的风雪
8月5日   晴转大雪
    天一亮,依塔洪就敦促我们快点出发,急着要救毛驴。昨天傍晚在乌鲁克湖发现了两只狼,为了防止意外,依塔洪把毛驴都拴在了营地附近,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了,毛驴已是疲惫不堪,只有翻过脱破拉尕特达扳,进入阿克苏河谷,那里才有水草。
    绕过营地东侧的山梁,我们就踏上了一条宽阔的大道,这条道正是五十年代筑路大军所建,由于乌鲁克盆地地势平缓,气候干燥,从硫磺达坂到脱破拉尕特的道路基本完整,在谷歌卫星地图上可清楚地看到翻越达坂的盘山公路。连续几天在沟坎之间颠簸,一踏上公路,顿觉脚下轻松了许多,不到三个小时就到了达坂下面。脱破拉尕特达坂虽然海拔5030米,但由于盆地平均海拔超过4800米,远远望去,正如依塔洪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小山梁子。
    几乎没有怎么费劲,我们就上到了达扳顶端,又行进了一个多小时下到了海拔4810米的阿克苏河谷。阿克苏的维吾尔语意为白水河,在新疆,只要称阿克苏的地方,无疑就有一条清澈的河流。两天滴水未进的毛驴,不知是听到了水声还是嗅到了水的气味,离着好几公里就开始往河边狂奔。
     沿着河谷南行一个多小时,到达阿克苏卡子。这里的河谷较为开阔,河边平坦的草滩上有一间用卵石垒砌的房子,无疑是筑路人的窝棚。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房屋已面目全非,仅存的是残缺的墙壁。
    驴队一到达,依塔洪就把驮包卸了下来,让我们就地扎营,说,昨天的晚霞很红,今天肯定要变天。毛驴两天没吃草也走不动了,再往前就是海拔更高的阿塔木达坂,牧草也越来越少,今天我们只能在此扎营。
    此时正是下午3点,晴朗天空没有一丝云,强烈的阳光照得人暖洋洋的,我、老刘和海狼顾不上建营,脱去了衣服就跳进河里,在冰冷的河里尽情享受圣水的沐浴。上岸后,我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躺在河边睡了过去。醒来时发现,姜姐的冲锋衣不知什么时候盖在了我的身上,顿时一股暖流涌向心头。
    傍晚,依塔洪的预测成为了现实,一阵山风后,乌云向河谷压来,气温迅速降到零度以下,一会儿鹅毛大雪铺天而降。依塔洪和阿曼紧忙把还没吃饱肚子的毛驴圈进了卡子。原来,聪明的毛驴子能预感到危险的来临,会本能地往家里(普鲁村)跑。
    气侯一恶劣,人的情绪往往会变得低落。队员们都静静地坐在帐篷里,听着风雪敲击帐篷发出的哗哗响声,透过门廊望着漫天飞舞的大雪,心里也跟着沉重,全都默默不语。前面就是海拔5500米的阿塔木达坂,这雪照这样飘下去,我们还能翻过达坂吗?
    一会儿,大雪就把帐篷埋得严严实实,帐篷内原本稀薄的空气变得更加稀薄。夜里,雪还在不停地下,我几次被憋醒,起来清理帐篷上的积雪。这种天气在我的意料之中,事先,我们已经做了应对更加恶劣天气的准备,有充足的食品和燃料,就像攀登雪山一样,准备坐等好天气的到来。
    关于昆仑山的天气,出发前我查阅了一些资料,甚至看了一些文人编写的故事,如,公丕才的《英雄先遣连》一书写道,先遣连在翻越达坂时遇到了乒乓球大的冰雹,砸死了许多马匹和骆驼。吓人呀,这种故事我是不信,冰雹大的竟能把高大结实的牲畜砸死。在昆仑山中生活了半辈子的依塔洪也从没听说过有这么大的冰雹。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的一个研究员在他的游击中也写道,“克里雅山口以南的高原湖盆多在海拔4800~5000米以上,终年寒冷干旱。隆冬季节最低气温达零下20~30℃;暖季日平均气温也仅4~6℃左右,全年都是冬季,年降水量在50~100毫米以下”。平均温度的描述应该是正确的,“但全年是冬季”的描述是有点扩大其辞,如果这一地区全年都是冬季,那只有北极熊能够生存了。

――遭遇野牦牛
8月6日  多云转晴
    清晨,我弹去帐篷上厚厚的积雪,拉开了门廊的拉链,一股凉气扑面而来。一夜间,阿克苏河谷成了白色的世界,唯有欢畅的阿克苏河像一条蓝色飘带,在白色的世界里显得格外醒目。
    天还是阴沉沉的,在营地周围,饿了一夜的毛驴在泥泞的地面上寻找着稀疏的牧草。依塔洪跟着阿曼默默地在一边收拾驼包,告诉我今天的路很长,路也不好走,我们必须尽早出发。
    和往常一样,早饭又是大米稀饭、馕、咸鸭蛋。在高海拔,人的食欲本身就大大下降,天天吃同样的东西,几天就没胃口了。通常,每逢重大活动我都亲自做食品计划,亲自购买,这次让老刘和扬戈负责后勤,结果是,食品买了不少,但可口的不多,幸亏我们带了足够的大米、挂面、菜和羊肉。为了减轻毛驴的负担,我们决定丢下不可口的副食品,如:花生、瓜子、芝麻片、上百个咸鸭蛋、十大盒速溶咖啡、两箱大白兔奶糖、水果糖等。
    有草有水的阿克苏河谷是野牦牛的天堂,出发不久,河对岸便出现了一头野牦牛。我和海狼都很兴奋,拿上机器,朝着牦牛走了过去。牛低着头,眼睛盯着我们,一个劲地甩动着尾巴。是牦牛发出的攻击信号。我们站在河边,不敢前进了,和牦牛对峙了好久。依塔洪说,在昆仑山不怕成群的牦牛,就怕单个的,因为单个的往往都是被牛群赶出来的公牦牛,具有很强的攻击性。
    往上走,河谷渐渐开阔,野牦牛也已越来越多。我们的出现似乎打破了河谷原有的宁静,成群的牦牛像发起冲锋的坦克,快速向雪山奔去。我们目送着渐渐消失的牛群,无不为这主宰高原的强悍生灵而赞叹。
    海拔越来越高,我们沿着河谷南行8公里后,来到了一个河岔,涉过西南方向的主河道,沿着一条东南走向的河谷向阿特塔木达坂走去。此时已是中午,海拔已超过5000米,在强烈的紫外线的辐射下,路上的积雪完全融化,河谷中的气温也逐渐升高。长时间的缺氧,我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在等待后面驴队期间,我顾不上吃喝,躺在地上就睡了过去。
    原来,走在后面的依塔洪被两头野牦牛拦住了去路。驮着行李的驴队从牦牛身边走过,牦牛没有任何反应,可依塔洪和阿曼准备过时,牦牛作出了攻击姿态,他俩很无奈,只得多走半个小时路,从山上绕了过去。
    坡度越来越大,在河谷中行进的队伍也放慢了脚步,艰难地向达坂攀爬。从河岔到海拔5500多米的阿塔木达坂,距离14公里,海拔上升500米,漫长的达坂路似乎没了尽头,从太阳升起到太阳西斜,艰难地爬了10多个小时,我们终于登上了达坂顶部。
    走进海拔5550米阿塔木达坂,仿佛走进一个红色世界,红色山坡,红色岩石,红色夕阳,把达板装扮得格外亮丽,站在达坂之巅向东望去,洁白的雪山,宽阔葱绿的克里雅河谷,与红色的达坂构成了一幅美妙的画卷。身处美景之中,我忘记了一路的疲劳,兴奋地拿出了相机。同时,我也深为我们的队员骄傲,我们站到了比博格达顶峰(5445米)还要高的山上.
    下达坂的路非常陡峭,不到三公里就降到了海拔4950米的克里雅河谷。太阳已快落山,依塔洪带着队伍快速地向东南方向的河道走去,我、老刘、海狼和马庆向东直插克里雅河,那里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古遗址—阿塔木帕夏古堡。
     夕阳下的克里雅河谷格外的美丽,成群的羚羊、野牦牛、野驴点缀着葱绿的草地,我们在动物中穿行,仿佛进入了一个远古的牧场。在河谷东边的山坡下,有一条深深的沟堑,一条大河沿着沟底咆哮而下,这便是流入塔克拉玛干的克里雅河。阿塔木帕夏古堡就像守护这片大地的卫士,面对阿塔木达坂,静静地耸立在陡峭的克里雅河的西岸。
    虽然看不到火山,但从遍地的黑色火山岩可以判断,这里曾经也是火山喷发之地,特别是陡峭的克里雅河床两侧,附着许多又黑又大的火山岩,我怀疑,克里雅河道本身就是一个大裂缝,火山熔岩就像是从这个裂缝中喷出来的。
     位于克里雅山口以南40公里处的阿塔木帕夏古堡,是用火山岩石垒砌而成,面积不超过20平方米。古堡的屋顶已不复存在,部分墙壁也坍塌。古堡的年代和作用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因为没有考古学家到过此地,甚至也没有见过古堡照片。零星的资料显示,古堡始于7-8世纪 ,它南抵西藏,北通和田,扼古道咽喉,是中世纪回鹘人为阻挡吐蕃人北上所设。另外一种说法是《新疆图志》记载的“唐将都督驻兵遗迹”。依我看,这两种说法都靠不住,把守要塞,至少需要几十个士兵,不到20平米的古堡充其量只能住几个人。我想,古堡也可能是吐蕃人放牧的住所,因为阿塔木帕夏一带水草丰盛,是优质的高原牧场,吐蕃人常年在这里放牧,必定要建永久性的住所。
    离开古堡时,天空飘起了雪花,气温也降到了零下,穿着单衣的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撇下正在拍摄的海浪和马庆,和老刘迅速向营地奔去。
    为了遮风,依塔洪把营地建在了几十米深的河床底部。滔滔的河水正从营地边流过,发出悦耳的响声。由于河床满地都是黑色的火山岩,流经这里的克里雅河也变得异常浑浊。我望着洋灰般的河水,一点食欲都没有,一头钻进了帐篷。
    不一会,海浪和马庆急匆匆跑了回来,从他们惊魂未定的神态可以断定,路上一定遇到了危险。
   原来,我和老刘离开古堡后,海浪想站到河床边缘拍摄古堡,可万万没想到,他的出现,惊扰了正在河床底部吃草的野牦牛,重达一吨多的野牦牛尾巴一翘,冲着海浪就冲了上来,海浪大喊一声,和马庆拔腿就跑。河床又陡又深,可一眨眼功夫,野牦牛就横在了海浪和马庆面前,吓得他俩一动不动地与近在咫尺的牦牛僵持了几分钟。
    晚上,躺在帐篷里,海狼的惊魂历险成了我们的话题,我半开玩笑地埋怨海浪:“可惜啊,没把这么精彩的镜头摄下来。”

――地图上没有标定的达坂
8月7日  晴天
    从地图上看,从普鲁村到邦达错湖要翻越硫磺达坂、脱破拉尕特达坂、阿塔木达坂和克里雅山口,可依塔洪却说在阿塔木古堡到克里雅山口之间有个“大达坂”。来之前我反复研究了卫星地图,不论是从平面图还是立体图,通往克里雅山口的路都在较为平坦的河谷之中,怎么看也找不出达坂。
    在新疆,达坂通常是指途径的山口或山梁,也就是内人所说的隘口或垭口。可这个“大达坂”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的达坂。我们从海拔4900米的营地出发,没几公里就跨过了阿塔木高原草场,接踵而来的是无休止地爬坡。
    克里雅河谷夹在两座西北走向的雪山之间,河谷西侧雪山长80公里,雪山的另一面便是和田河的发源地,东侧的雪山长100公里,两座雪山北南隘口便是克里雅山口。我们在河谷中攀爬,除了两侧巍峨的雪山之外,前方的视野被一座座山梁挡住,每当我们登上一座山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似乎是同样的另一座山梁。在一座接一座的山梁渐渐耗尽我们体力的同时,我也体会到了“大达坂”的含义。这不但是一座真正的达坂,而且,对我们这伙精疲力竭的人来说,它也是一座“绝望”达扳。
    在“绝望”达坂上,队伍拉开了很长的距离,走在后面的姜姐和扬戈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之中。队伍中最大的一头驴也走不动了,不时地卧在地下。在昆仑山,毛驴是最好的运输工具,它不但能走崎岖的山路,也能适应5000米以上的海拔,这一点马匹和骆驼都望尘莫及。据依塔洪说,个头越小的毛驴越能适应高海拔,平原上的大毛驴看上去很有力气,但上了高山就不行了。
    下午5点,当我们爬上了海拔5400米的最后一个山梁时,视野豁然开阔,近在咫尺雪山在夕阳的照耀下闪烁着刺眼的光芒,远在天边的克里雅山口在云雾中时隐时现。这也许就是依塔洪所说的“大达坂”,除了石头就是黄土,看不见丁点绿色,镶嵌在洼地处三个碧绿的水潭在贫瘠的河谷中显得格外地抢眼。累了一天我也没心情欣赏这稀世美景,坐在水沟边,匆匆吃了点路粮,喝了口凉水便躺在了地上。
    等姜姐和扬戈赶到时,我们已经准备出发了,此刻,姜姐发火了……。我也不敢多说什么,等了一会儿就继续向克里雅山口走去。我理解姜姐的苦衷,在高海拔人本身就容易发火,何况她的体能已经透支,在这个节骨眼上,说什么都是没用的,只能由它自己调整体力和心态。
    按计划,我们今天要赶到吾拉音湖畔,可姜姐和扬戈走得太慢,太阳快落山时,我们到达了距吾拉音湖还有7公里的一个小溪水边。此时,海拔已是5470米,我们已经在5000多米的高度行进了27公里。我们已经没有力气再赶路了,依塔洪示意在此扎营。
    饿了一天的毛驴,低着头啃着少的可怜的牧草,但最大的那头毛驴一动不动地卧在地上,依塔洪盛了一盆包谷放在了它的嘴边,可它却只是嗅了一下没有吃得意思。依塔洪惋惜地说,这个毛驴不行了……。这头毛驴是阿曼妹妹家的,也是我们这10头毛驴中唯一的母驴,就因为不是自己家的毛驴,一路上这头毛驴驮得东西最重。我们明天就要翻过克里雅山口了,可一路陪伴我们的毛驴即将毙命在这渺无人烟的高原,我慢慢走了过去,轻轻地摸了摸即将离开我们的毛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活动之前,也有人曾建议买10头毛驴,翻过克里雅山口后,把毛驴放生。这个提议当时就被我否定,我们探险是自我,决不能做卸磨杀驴的事。
    再往前走就是寸草不生的沼泽地带,毛驴没草吃,光吃包谷也难维持生命,为了减少毛驴的伤亡,为了依塔洪、阿曼两人能安全返回,明天毛驴必须返回到阿塔木草场。晚饭前,我召集大家开了一个短会,让大家明确自身的处境,同时做出了三项决定。一是做三天赶到邦达措的准备,每人带三天的食品和水,七个人带一顶四人帐篷,男队员每人带两个气罐,老刘背一个高山炉,我、扬戈、马庆分担一顶帐篷,同时我还要负责急救药品,海狼只负责背摄像机。二是尽量轻装,能不用的东西让依塔洪的驴队带回普鲁村。三是明天9点出发,我带领驴队急行军两个小时,走到哪里算哪里,依塔洪必须在11点返回。
    会后扬戈拨通了接应队的卫星电话,宋玉江、邢锐、大边已经渡过了邦达措附近的河床,明天尽量往克里雅山口靠近。
    虽说今天是几天来最累的一天,可晚上我躺在帐篷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特别是扬戈状态很让我担心,几年前他在攀登慕士塔格时,就在这个高度上得了高山脑水肿,被及时地救下山去,这种病是很容易复发的,一旦在这里复发,根本没有救助的可能。
    夜里,朦胧中的我被一阵急促的驴蹄声惊醒,霎时间,整个营地被炸开了锅,受了惊吓的毛驴在帐篷外来回奔跑,一道道手电光划破了漆黑的夜空,杂乱驴蹄声,依塔洪和阿曼的吼叫打破了宁静的河谷。我意识到外面的驴群遭到狼群的袭击,下意识地抱着头,卷着身体趴在帐篷里。

――生死攸关的一天
8月8日    晴天
    早晨起来听依塔洪说,昨夜两只饿狼闯入了营地,幸好我们人多不然毛驴就要遭殃了。在昆仑山,狗熊、雪豹、舍利等猛兽都很难见到,狼成了主宰这片大地的猛兽,别说是毛驴,就连体型巨大的野牦牛也难于抵御狼群的攻击。
    进入高原以来,牧草越来越少,毛驴乏力已到了极点,那头最漂亮的大毛驴已不能站立。为了再送我们一程,依塔洪选了三头毛驴,驮上我们七人的背包匆匆离开了营地。
    按照昨天拟定的方案,我领着驴队快速向克里雅山口奔去。在海拔5500米的高度急行军,憋得我喘不过起来,感觉比万米长跑还难受。行军半个多小时我率先到达了吾拉音湖出水口。盛夏季节,吾拉音湖一改往日的清澈,浑浊的湖水,从一条30多米宽的豁口溢出,形成了克里雅河源头之水。
    吾拉音湖南北长约7公里,由5-6个小湖泊串接而成,每到夏季,东西两侧的雪山融化,形成多条小溪汇入了吾拉音库勒,在湖泊周围也形成了成片的沼泽。据说这座海拔5400米的高山湖泊是于田县的维吾尔族人吾拉音发现的。在1929年春汛前,吾拉音为了探明克里雅河的发源地,率人沿克里雅河逆流而上,在穿越昆仑山险恶的峡谷地带途中,他不得不丢弃马和驴,靠人力肩扛背驮行进,到达高山湖泊时,只剩下几个随从和一袋苹果。吾拉音朝湖北边的出水口投下了苹果……半个月后,精疲力竭的吾拉音回到了于田县城,当人们将一盆从山上漂流下的苹果递给他时,吾拉音确信那座高山湖泊就是克里雅河的源头。吾拉音死后葬在了昆仑山,他发现的高山湖泊被后人称做吾拉音库勒。
    虽说是盛夏,高原的清晨气温也在零度以下,克里雅河边上也结了一层薄冰,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不由分说脱去鞋子和裤子走进了冰冷刺骨河里。短短的几十秒,我们的腿霎那间就失去了知觉,上岸后,大家急忙用手摩擦失去知觉的腿脚,骑毛驴过河的依塔洪见此情景,解开了棉衣,把小侠的双脚抱在怀里。
    时间一分分地过去,我心情很焦急,想在预定的2个小时内赶到克里雅山口。渡过克里雅河后我没等大家调整过来就催促驴队前行。可是没走多远,阿曼突然趴在地下呕吐起来。依塔洪说,昨天夜里怕狼再来袭击毛驴,他俩一夜没睡,早晨起来阿曼头疼的厉害,也吃不下饭。看着阿曼痛苦的样子,我只能让队伍停了下来,当即决定让他俩返回。
    整整十天的同甘共苦,我们就要分离了,前方未知的艰险在等待我们,而依塔和阿曼将要踏上漫长的回家之路。此刻,我们都哭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依塔洪含着眼泪对我说:“王队长,你就像我爸爸一样的人,以后你再也不要到这里来了,你太累了,看着你我很心疼”。阿曼已泣不成声,我们紧紧地拥抱着,他用生硬的汉语,一个劲地重复着“王队长”三个字。
    离开了依塔洪和驴队,空旷的山谷就剩下我们七人,霎那间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涌上心头,我再次感到了人在自然界中的渺小。我深知,之后的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了,但愿大家能安全翻过克里雅山口,尽早和接应队汇合。
    吾拉音库勒东岸是一望无际的沼泽,涓涓流淌的雪水穿过沼泽汇入湖中。我们无法绕行,只得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克里雅山口走去。虽说进入高原已久,但负重在高海拔行军了反应还是很大的,没走多远就感到胸闷,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似的。2个小时后我们穿过沼泽和吾拉音库勒附近的几个水潭,向两山间的一片高地走去。连续几个小时的行军,直到2点左右我们到了的一个小溪边,此时海拔已达5446米,根据地图的判断这个制高点应该是克里雅山口。
    克里雅山口是新疆和西藏的交界点,跨过去就进入了西藏。这个山口在很多地图上都没有标定,这也许是它和通常意义上的山口有很大差异的缘故,这个山口不但没有明显的上坡和下坡,也看不出是个隘口,似乎只是克里雅河谷的一个起点。
    今天正是2008年8月8日,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之日,我们作为第一支中国探险队首次达了人迹罕至的克里雅山口。我感到欣慰,为我们这支队伍感到骄傲,同时我也深深地感谢为这次穿越付出辛勤劳动的驼工和关注这次活动的朋友和亲人。我们拿出了队旗,面朝克里雅河谷留下了历史性的照片。
    马庆见我非常疲惫,主动为我分担了帐篷的外帐,虽然老刘也很疲惫了,但看着扬戈行动迟缓的样子,我还是让老刘分担了扬戈背的帐杆。翻过克里雅山口进入西藏地界后,出乎我的意料,海拔一点都没下降,我们的行军也变得异常的艰难。在海拔5400多米的高度,地上除了黄土和石头,几乎看不到一根草。中午,寂静山谷中没有一丝风,头顶上的阳光照得人昏昏欲睡。我和老刘、马庆三人默默地走在队伍前面,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一条小河边,我惊奇地发现,河水是朝着克里雅山口方向流去,难道翻过克里雅山口后海拔还在上升吗?我急忙让老刘停下来查看GPS。结果发现,翻过山口后,海拔高度并没有下降,我们一直在海拔5400多米的高度行军。
    我们就地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后,扬戈才走了过来,他状态已经非常不好,他见了我们只说了一句话:“克里雅山口还没到吗”? 当时我没太注意,继续前行几十米后,突然觉得不对,我们分明在克里雅山口合过影,他怎么能不知道呢?难道我听错了?我急忙赶上老刘和马庆,他们也确认扬戈是说了这话。我立刻意识到,这不是个好兆头,高山脑水肿的前兆就是记忆力极度衰退,扬戈几年前在慕士塔格患过高山脑水肿,此刻,他体力已到达了极限,极易旧病复发。后来听和他一起走在后面的的姜姐说,从克里雅山口开始他一直不停地给接应队员宋玉江拨打卫星电话,他意识到了自身的危险,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电话上,想让接应的汽车尽快地上来。
    十几天来的艰难跋涉,加上今天在5400多米的高度连续负重行军,每个队员的体力都接近了极限,谁都不愿意再多背一点东西。此刻,我没有别的办法,拉下了脸,郑重其事地告诉老刘和马庆,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接应队现在到达什么位置我们也不知道,按照事先的约定点,我们离接应点的直线距离还有30公里,快速行军也要两天。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把扬戈背的东西分担了,一旦扬戈走不出去就会拖垮整个队伍,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
    我也有个不好的毛病,往往在危急关头失去冷静,看着扬戈的背包里装了一大堆累赘的东西我就发起火来。埋怨他没把这些累赘让依塔洪带回去。我和老刘、马庆分担了食品、气罐、相机等杂物,小侠也过来拿走了一公斤多的长焦镜头。最后在背包的顶盖里发现了一个很厚的笔记本,我一气之下把写过字的撕了下来,本子重重地丢在了地上。
    下午四点,我们沿着小河边上的一条野牦牛踏出的小道,来到了一个山梁下,发现小河开始渐渐向东边延伸,沿着河走势必离开我设定的线路越来越远。在一边查看GPS的老刘告诉我,我们已偏离了预定线路2.5公里,这意味着我们要多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回到线路上。本身焦急万分的我,又开始埋怨起老刘。老刘告诉我,在分扬戈东西的地方有个岔路口,从那里翻过山梁去就进入了另外一条宽阔山口沟,我们的预定的线路就是顺着那条山沟一直到达邦达错湖。
    此时,乌云遮住了太阳,阵阵的狂风横扫着干燥的山谷。走还是就地扎营,队员中出现了意见分歧。扬戈是坚决不走了,说出了很多理由,其中一点就是继续走不一定能到有水的地方,小侠则说如果翻过山梁有水我就走,没水就不走,姜姐只说了一句:走与不走让男人决定。老刘和我坚决要走,原因很简单,一是,我们现在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接应点还有两天的路程,现在才下午4点,现在不走,等把我们所带的给养耗尽也赶不到接应点,二是,我们已经偏离预定路线,一旦接应队的车上来了我们也会错过,至于水的问题,我们就地灌满也能坚持一天多。我同时也深知扬戈的痛苦,他的确是走不动了,再走体力会进一步地透支,也可能会引发高山病,但是,如果住在5400多米的海拔,很有可能当天晚上他的高山病就会复发。几年前扬戈在慕士塔格峰海拔4300米的大本营得了高山脑水肿,已经失去了记忆,幸好交通方便,几个小时就下到了低海拔,挽救了他的生命。我在97年登山时得过高山病,对高山病的起因和预防可以说是半个专家。扬戈一旦在这个高度高山病复发,如果不能在几个小时内降低海拔高度,生还的可能就性微乎其微。在救援体系极不完备的我国,即使我们用卫星电话求救,飞机能不能来还说不准,即使政府调动直升机营救,层层审批,最快也得十几个小时,对高山病人来说已经死亡了。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续前进降低高度。我坚信自己的决定,立刻派马庆登上对面的山梁查看线路。正当和扬戈理论走与不走的时候,突然对讲机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声音:“老王,老王,你们在哪里?我是宋玉江”。真是老天有眼,天不灭我也。我激动地手都颤抖了,在小侠递过来的餐巾纸上记下了宋玉江的GPS坐标。输入坐标后,由于看不到太阳无法决定方位,我急得在原地跑了几圈,最终确定了宋玉江在我们东南方向2.3公里处。
    原来,接应队昨天就渡过了邦达错附近的大河床,今年一大早,哈佛和丰田车一前一后沿着河道向克里雅山口方向摸索前进,哈佛车多次陷入泥潭都被丰田车的绞盘拽了出来。在离克里雅山口6公里的时候,宋玉江为了能和我们电台沟通,他竟然把哈佛车开到了海拔5450米的片石山的顶上。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城市越野的哈佛车穿过了羌塘的沼泽,渡过了一个个宽阔的河床,最终登上了高高耸起的片石山。
    我们用尽全力向片石山奔去。在接近山顶时,当我看到夕阳下泛着银光的汽车和随风飘荡的彩旗,我激动万分,发自内心地感谢宋玉江、邢锐和大边,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成功穿越,我们也难以安全走出昆仑山。
    天黑前我们还没驶出山谷,在海拔5000米的一处小河边停了下来。风越刮越大,我们勉强支起了帐篷。此时扬戈连下车的力气都没有了,不管怎么劝说他都不下车,晚上我硬是让他吃了一碗西红柿炒鸡蛋。
    夜里风刮得帐篷哗哗作响,劳累了一天的队友早已进入了梦乡,我静静地躺在睡袋里,仰望着微微泛亮帐顶陷入了沉思。我真该好好反省一番,要接受大家的劝告,不能再组织类似危险的活动了,队友的生命也就是自己的生命,它都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
    但愿扬戈能平安度地过这一夜……

――后记
8月9日  晴转小雨
    天刚亮我就爬出了帐篷,敲了敲车门,扬戈答应了一声。他安全渡过了一夜,我们大家都为此而松了一口气。
    在穿过羌塘草原时,遇到了一家牧民,我们把所带的食品都留给了他们。在这家牧民中有个小姑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姑娘身裹羊皮袄,可爱的小脸蛋被紫外线晒掉了皮,常年的高山缺氧和营养不良使得她的嘴唇发紫面容憔悴。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如果自己的孩子处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我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呢?
    到达三十里营房时,检查站戒备森严,毫不夸张地说,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的枪口直接对准我们的胸膛。由于军事演习219国道已经进入半封闭状态,车辆只有等天黑后才能放行。我急匆匆地赶到哨卡,谎称我们的队员得了高山病需要立刻下撤,守卡的一个长官,看着我们蓬头垢面的样子也就网开一面。
    凌晨2点我们到达了库地检查站,这里同样是荷枪实弹,杨指导员告诉我们,宗教极端分子在喀什杀害了16名武警战士,目前局势非常紧张,让我们不要在南疆停留,尽快回乌鲁木齐去。
    凌晨5点我们安全到达了叶城县,第二天一早,我非常意外地收到了依塔洪从普鲁村打来的电话。原来,在吾拉音库勒分手后,他们夜以继日用了75个小时回到了普鲁村。
    8月10日我们安全回到了于田县,王县长和曹书记为我没举行了隆重的宴会,当晚,我又喝多了。
    8月11日,我和海狼、姜姐、小侠来到了普鲁村,小侠给村里一个失明的小女孩带去了漂亮的衣服,还承诺要给她治眼病。依塔洪已经处理完了毛驴的赔偿一事,最后还是给依塔洪补偿了2300元,不管怎么说,我们成功穿越的一半功劳应属于他们,我们不能亏待自己的朋友。
    8月12日,我们踏上了回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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